地方政府想要真正過緊日子依然面臨不小挑戰。

　　近期不少省份陸續公開了2023年度省級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下稱“審計報告”）。其中發現的問題之一是，一些地方過緊日子要求落實不到位。這些問題也是老問題，包括“突擊花錢”，無預算、超預算、超標準支出會議、培訓、“三公”經費等，違規發放津補貼等。

　　多位專家告訴第一財經，黨政機關多年過緊日子成效明顯，一般性支出等都得到明顯壓減。但上述老問題時常出現，反映出預算的法律約束較弱等現狀。未來應嚴格執行預算相關法規，樹牢過緊日子的思想，健全過緊日子常態長效機制，強化監管，真正將過緊日子落到實處。

　　過緊日子為何落實不到位

　　在地方財政收支矛盾加劇當下，政府過緊日子，壓縮一般性、非急需、非剛性支出，是短期緩解財政壓力的一個現實舉措，也是國家一項長期方針政策，將寶貴財政資金更多投向民生等重點領域。

　　各地審計部門也重點監督過緊日子落實情況。從目前部分省份披露的審計報告來看，依然有一些地方過緊日子落實不到位。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突擊花錢”，

　　所謂“突擊花錢”現象，主要是指每年的第四季度尤其是12月份的財政支出占全年比重過高。

　　例如，四川審計報告稱，12個單位通過超合同進度付款等方式年底突擊花錢約989萬元；海南審計報告指出，4個部門年底突擊充值加油卡或提前支付項目費用約51萬元。

　　無預算、超預算、超標準的相關支出，也是此次地方審計報告發現過緊日子落實不到位的一大共性問題。

　　比如，內蒙古審計報告稱，8個部門無預算、超預算、擴大范圍支出約9457萬元。5個部門培訓費支出不合規約761萬元；山東審計報告指出，12家單位無預算、超預算支出會議培訓費約331萬元；湖北審計報告稱，14個部門無預算、超預算支出平臺建設、辦公費等約5531萬元。

　　審計署今年也指出，一些單位存在三公經費胡支亂花等情況。1 個部門和 9 家所屬單位違規列支三公經費、修建樓堂館所等7.49億元。

　　一些地方“過緊日子”意識不強，有的甚至違規發放津補貼。

　　北京審計報告稱，3家單位采購價值約103萬元的航拍無人機、高清審片室設備、非必需的耳機等，部分設備閑置或利用率低。市農產品質量安全中心在公務用車利用不足的情況下，支付約68萬元租車費用開展工作。4家單位將工作方案制定、公文流轉等自身應履職的事項委托外包，涉及資金約132萬元。安徽審計報告指出，3個部門和15家所屬單位違規發放津補貼約311萬元。

　　遼寧大學地方財政研究院院長王振宇告訴第一財經，過緊日子是個較為模糊的工作層面用語，涉及口徑、標準、邊界、轉嫁等財政基本問題的回答。如果以預算法定來衡量，只要預算有安排，經過同級人大的法定程序，就不存在有“過緊日子”要求不到位或不嚴格的問題。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鄧淑蓮告訴第一財經，前述問題年年審，年年有，導致這一情況的原因之一，是預算的法律約束性較弱。政府預算一經立法通過，就是法律，對政府的收支行為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審計發現的很多問題，諸如無預算、超預算或超范圍、超標準列支會議費、培訓費、差旅費及其他支出，違規發放津補貼，挪用項目資金用于基本支出等，都是嚴重違反預算的行為。

　　鄧淑蓮認為，中國預算年度與自然年度一致，但預算審批往往滯后，使得項目預算尤其是基建項目執行時間滯后，有的甚至拖到年底。另外，中央（上級）政府轉移支付不能在預算編制之前完全下達也造成項目的不確定性和預算資金不能及時到位，從而導致年底突擊花錢、提前列支費用、超合同進度付款等預算執行中的不合規現象。

　　當然，一些地方主觀上預算編制不科學，申請了超出資金實際需求可能的“大預算”，年度花不出去又怕被收回，也會導致“突擊花錢”。

　　需要關注的焦點

　　審計發現了一些地方過緊日子的難點，在王振宇看來并非普遍性問題。因為，預算的編制和執行常常存有偏差，很難達到100%的精準，允許一定的預算偏離度（如10%）也是增加未來改革的彈性。

　　鄧淑蓮建議，嚴格執行《預算法》和每年的預算，對違反預算和預算法的行為，應有相應的追責和處罰措施。另外還要加大預算公開力度，公開項目預算，接受社會監督。

　　從中央到地方，過緊日子監管顯然在加強。

　　今年3月，財政部印發通知，從強化預算約束角度，對中央部門和地方財政落實黨政機關習慣過緊日子提出明確要求，督促各地區各部門堅持過緊日子不放松。

　　比如，上述財政部通知對“三公”經費實施更加嚴格的限額管理，公務接待中嚴禁以虛報人數、違規增加陪同人數等方式多開支公務接待費。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強調中央部門帶頭大幅壓縮論壇、節慶、展會等活動。強化預算約束和執行監督。進一步開展預算評審，遏制項目申報高估冒算、摻雜無關內容等問題；對違規、異常列支費用和突擊花錢的行為加大線上監控的力度等。

　　越來越多地方上在過緊日子方面強化監管，強調健全過緊日子常態長效機制。

　　比如，今年蘇州出臺新規，要求高鐵沿線公務出行原則上不安排公務用車和租車保障，公務接待安排在機關食堂的，原則上提供同餐次職工餐菜品。公務用車使用年限未達到10年和行駛里程未達到10萬公里原則上不予更新。

　　安徽要求推行無紙化辦公，確需印刷的文件、資料一律雙面印刷。加強公務接待管理，嚴禁同城接待，優先選擇單位食堂作為接待場所，陪餐人數不超過3人。

　　云南近期出臺《云南省省級部門過緊日子評估辦法》，通過設置20項具體指標，借助信息化手段來實現當地過緊日子評估工作“一竿子插到底”，評估結果將與預算安排掛鉤，推動各部門把堅持過緊日子要求落實到位。

　　當然，過緊日子并非刻意追求相關支出極限壓減，經過多年壓減，客觀上一些支出壓減空間越來越小。

　　王振宇表示，長期、過低的“三公”經費也會帶來某些負向性影響，同時需要客觀、求是地考量，堅持依法理財、依法行政。

　　四川審計報告稱，6個單位擠占項目經費693.51萬元用于聘用人員工資、日常公用支出等。

　　此前，有地方財政官員告訴第一財經，經過多年壓降，行政運行支出壓降空間已經相對有限，騰出的資金規模與財政支出總額相比，也比較小。無效政府投資類支出壓減空間較大，而且制止這類項目盲目上馬，節約的財政資金規模很大，這才是過緊日子需要關注的焦點。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財政部部長藍佛安表示，黨政機關過緊日子，不是捂緊錢包不花錢，而是該花的花，該省的省，做到“大錢大方、小錢小氣”，集中財力辦大事。

　　(本文來自第一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