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解釋》明確，對于“知假買假”者惡意高額索賠，在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依法支持其懲罰性賠償請求。

　　食品藥品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問題。最高人民法院（下稱“最高法”）近日出臺司法解釋，明確“對所有購買者均在生活消費范圍內支持懲罰性賠償請求”，意味著此前備受爭議的“知假買假”行為人也擁有懲罰性賠償的請求權。

　　21日，《最高法關于審理食品藥品懲罰性賠償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正式發布，將自8月22日起施行。

　　《解釋》共19條，對保護普通消費者維權、退款和返還食品藥品、代購人責任、小作坊責任、標簽說明書瑕疵認定、懲罰性賠償責任競合、生產經營假藥劣藥責任、懲罰性賠償金基數認定、規制連續購買索賠和反復索賠、懲治違法索賠等作出規定。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解釋》明確，對于“知假買假”者惡意高額索賠，在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依法支持其懲罰性賠償請求。

　　受訪業界觀點認為，懲罰性賠償制度具有懲罰、遏制和預防嚴重不法行為的功能。但自該制度引入至《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來，實踐中“知假買假、買假索賠”的行為層出不窮。此次《解釋》堅持以生活消費作為適用食品藥品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條件，細化“知假買假”有關規則并明確規制高額索賠行為，這有利于在統一司法裁判思維、充分保護普通消費者合理維權行為的同時，避免不當加重小微經營者的主體責任，維護市場正常生產經營秩序。

　　“知假打假”面臨新情況、新問題

　　在21日最高法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最高法民一庭庭長陳宜芳表示，該《解釋》將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和消費者權益作為首要價值取向，旨在構建更加科學合理的食品藥品懲罰性賠償制度實施機制。

　　懲罰性賠償是指訴請或法庭裁判的賠償金額超出消費者實際損失的數額。

　　1993年出臺的《消費者權益保障法》首次以特別法的形式確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規定如有消費欺詐行為，消費者可要求增加商品價款或接受服務費用三倍的賠償金。

　　2015年修訂的《食品安全法》、2019年修訂的《藥品安全法》進一步確立了“退一賠十”的懲罰性賠償規則：消費者或受害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要求生產者或經營者支付價款十倍或者損失三倍的賠償金，增加賠償金額不足一千元的，為一千元。

　　但實踐中，有的購買者明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或者是假藥劣藥仍然購買并維權索賠，社會各界對是否支持這種“知假買假”的行為存在不同認識。

　　2013年，最高法專門制定司法解釋，規定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這一裁判規則在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最高法今年2月曾刊文指出：一方面，有的購買者超出生活消費需要大量購買、連續購買、高額索賠，甚至借維權之名敲詐勒索，擾亂市場秩序，損害生產經營者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司法實踐中對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的理解和適用尚不一致，導致類案裁判不統一，未充分發揮食品安全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作用，影響對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制裁效果，不利于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最高法民一庭二級高級法官謝勇在前述新聞發布會上提到，“知假買假”并不是法律概念，在食品藥品領域是指購買者明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或者是假藥劣藥仍然購買并維權索賠的行為。社會各界對是否支持“知假買假”存在不同認識。2023年11月，最高法發布四則典型案例，明確了在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懲罰性賠償請求的裁判規則。《解釋》從四方面進一步完善和細化規范“知假買假”的規則。

　　支持“知假打假者”合理的懲罰性賠償請求

　　有受訪業界人士認為，根據《解釋》，對于消費者的懲罰性賠償請求，要從客觀標準認定“消費者”范圍，而非依據原告維權動機。換言之，在食品藥品安全領域，“知假買假”行為人屬于“消費者”，能夠獲得合理的懲罰性賠償。

　　《解釋》提出，堅持以生活消費作為適用食品藥品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條件；與此同時，對普通消費者應以實際支付價款作為計算懲罰性賠償金的基數。

　　《解釋》在第十四條中進一步明確，對于“知假買假”者連續購買并反復索賠，應當綜合考慮保質期、普通消費者通常消費習慣、購買者的購買頻次等因素，在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其懲罰性賠償請求。

　　“普通消費者因個人或者家庭生活消費需要購買食品藥品，數量通常不大，原則上應當以實際支付價款作為計算懲罰性賠償金的基數，充分保護普通消費者維權行為，避免因規范‘知假買假’而增加普通消費者的維權成本。”謝勇說。

　　最高法在去年11月發布的四則典型案例中，已明確了“堅持在‘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消費者’關于懲罰性賠償訴訟請求”的裁判規則。

　　比如，在一起“沙某訴安徽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網絡買賣合同糾紛案”中，消費者沙某購買食品發現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后再多次追加購買的，以未超出購買者合理生活消費需要部分為基數計算十倍懲罰性賠償金。法院認為該消費者的加購行為超出正常的生活消費所需，對其就“加購餅干”提出的懲罰性賠償請求不應支持。

　　而在另外兩起消費者存在連續購買行為并提出懲罰性賠償的案件中，法院判定原告的購買行為未超出生活消費需要，故均以消費者支付的全部價款為計算基數，支持了原告提出的懲罰性賠償請求。

　　有業界觀點認為，就失信生產經營者的民事責任而言，“誰主張、誰舉證”的傳統證據規則往往讓受害消費者望而卻步，這也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知假打假”行為的發生。

　　《解釋》對此還明確，規定生產者或者經營者對購買者“知假買假”承擔舉證責任。根據誰主張誰舉證原則，《解釋》第十二條第三款規定，生產者或者經營者主張購買者明知所購買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仍然購買索賠的，應當提供證據證明其主張。

　　規制“惡意高額索賠”

　　司法機關既要依法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也要依法保護生產經營者的合法權益。

　　武漢大學大健康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圍對第一財經分析說，《解釋》從三個方面回應了生產經營者的關切：一是回應了實踐中的爭議解決需求，對惡意高額索賠、連續購買索賠和反復索賠等疑難問題進行了細化規定；二是對代購人、小攤販、小作坊等現實業態的法律風險從保障消費者權益和維護社會穩定等維度進行了規范；三是引入司法建議制度，引導有關行政機關、生產者或者經營者配合協調，共同處理食品藥品領域糾紛，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根據《解釋》，對于“知假買假”者連續購買后索賠，按多次購買相同食品的總數，在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其懲罰性賠償請求。《解釋》還同時細化了連續購買后反復索賠的懲罰性賠償金計算規則。

　　周圍認為，懲罰性賠償有著懲戒和預防的基本功能，在食品、藥品等事關民生的特殊消費領域，以牟利為目的的“知假買假”無疑曲解了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本意。因此，針對“知假買假”消費者以及職業打假人，《解釋》提出將連續購買索賠進行合并考量，并要兼顧合理生活消費需要的裁判思路，這樣既能夠有效規避職業打假對食品藥品領域懲罰性賠償規則的濫用，也能夠避免對食品藥品領域經營者制假售假行為的放任，真正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謝勇認為，在《解釋》實施后，購買者連續購買后一次起訴還是分次起訴，保護范圍是一樣的，并不會因為不同訴訟策略而獲得更大利益。

　　但另一方面，謝勇表示，如果購買者起訴支付懲罰性賠償金勝訴后，生產經營者仍繼續生產經營相同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因沒有實現遏制違法生產經營行為的目的，購買者再次購買索賠的，仍應在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支持懲罰性賠償請求，直到生產經營者糾正違法行為為止。

　　“《解釋》的目的是遏制違法行為、保護食品藥品安全。‘打假’的盡頭應當是‘無假可打’。”謝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