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

全會指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

如何理解“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目標？如何通過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更進一步釋放經濟活力？圍繞《決定》的相關內容，21世紀經濟報道對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進行了專訪。

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路徑

《21世紀》：全會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你如何看待這一目標?

鄭永年：這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路徑。中國式現代化分為兩步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050年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要實現2035年的目標，關鍵是要通過建設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推進，這一目標已經在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現在提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意味著要實現高質量發展、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等。

《21世紀》：“高水平”具體包括哪些要求或指標？

鄭永年：我認為可以把“高水平”理解為“高質量”發展，區別于過去單純追求量的增長的階段，現在的重點是高質量發展和制度型開放，例如推動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都是高質量發展的路徑，一方面延續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另一方面則是更加注重制度型開放和規范管理。行政體制改革也至關重要。生產力的變化導致經濟基礎發生變化并帶來新的商業模式，這需要相應的體制改革來支持和調整生產關系。行政體制改革既包括宏觀的制度，也包括中觀的體制和微觀的機制，我認為當前行政體制改革主要在于中觀和微觀層面的改革，是一個系統性的改革過程。

《21世紀》：你認為中觀層面的體制改革主要有哪些重點？

鄭永年：當前為了繼續推動創新，以及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政府應推進放、管、服改革。以數字經濟為例，目前數據碎片化、數據孤島現象仍然突出，數據交易空間亟待打開。因此，地方之間促進數據流動至關重要，不僅是省際，還有市際的數據流動也需要打通。企業之間的數據流動更是關鍵環節，沒有數據流動就沒有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這些都需要通過行政體制改革來解決，從而實現區域內、全國范圍內的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其核心在于優化政府機制，強調政府間的協調與合作，避免地區間的行政壁壘成為全國統一大市場形成的障礙。

除了交通的聯通之外，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也應該打通。比如醫保社保的跨市統籌協調應該進一步優化，讓年輕人、新市民能夠在較發達的城市工作同時在臨近的生活成本較低的城市實現安居，從而充分地降低社會的創新成本，而這是光靠市場自身調節功能所難以實現的。

《21世紀》：這意味著中央統籌需要進一步加強？

鄭永年：統籌就是最重要的行政體制改革內容之一。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過程中，東部沿海地區的生產要素與西部生產要素如何打通流動，東部的管理、資本、開放優勢如何與西部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優勢結合起來，都需要中央的統籌。這也可以有效避免城市之間、區域之間過度競爭，避免一些地方為了保住本地GDP而對生產要素的流動有所限制。

釋放地方政府與民營經濟雙重活力

《21世紀》：《決定》提出，要完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增加地方自主財力，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如何看待？

鄭永年：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中央與地方之間、省與市之間的關系很關鍵。在中國這樣的超大型經濟體里，不可能所有事務都由中央統籌，只有在特定領域，比如稅收分配，才能做到跨區域支持，如東部經濟較發達的省份多繳稅款，西部欠發達地區少繳一些。由于中國的地方差異性較大，中央統籌在推進過程中遇到一些挑戰是正常的。但我認為省級統籌的改革是比較容易先推進的，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方面，應當讓地方更多參與，在公共服務方面則需要更多中央統籌。

此外，我認為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和事權應該相匹配，避免地方政府出現“錢少責任大”的情況。例如教育領域中，高校教師的工資是否可以考慮適度統籌協調，以避免地區之間的人才資源的不均衡現象，從而可以更好地促進區域間的教育公平。所以，我認為在社會服務領域應當通過中央統籌盡可能追求地方之間的公平，在經濟發展領域則應讓地方政府更多發揮作用，這樣才能有效推動區域均衡發展。

《21世紀》：你之前提過“強政府、強社會”的概念，將行政體制改革與社會改革結合起來。為什么？怎么實現？

鄭永年：這一點非常重要，目前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在于如何發揮政府的作用。我早就提出過，政府如果無所不管、卻無法有效管理，那就是“弱政府”，只有政府管理得有條不紊、有效率，才能稱為“強政府”；同時社會自我管理的能力很強，就是“強社會”的表現，這樣民眾也會更自覺地承擔起自身的社會責任，特別在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領域，這也有利于減輕政府財政和事務的負擔，這是我們改革的目標之一。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領域和人員都要強調自我管理能力，而是在一些可以發揮市場和社會作用的領域，政府應少管、精管，這樣才能更好地施政。

《21世紀》：這其實需要政府職能轉變，應怎么轉和變？

鄭永年：最關鍵的是提升法治水平和能力，繼續堅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明確哪些事政府要做、哪些事政府少做或不做。法治政府建設涉及經濟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等方面，近些年黨中央一直強調這點。政府要適當“精管”，為社會和市場主體創造更多發展空間。企業應擁有更多自主權和責任，同時社會組織和個人也應該被鼓勵更多參與社會建設，這就能夠將政府的角色和職責界限確定下來，不是全方位地參與經濟和社會事務，而是在必要時提供及時、合適的監管和支持。

《21世紀》：有效的政府治理對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有哪些意義？

鄭永年：這將會釋放地方政府和民營經濟的雙重活力，中國經濟擁有巨大的潛力，前景將會十分光明。一些發達國家人均GDP可以達到6萬至7萬美元，而中國目前為13,000美元，這恰恰意味著我們還有許多領域有待開發。以最近很火的低空經濟為例，在技術上其實它已經不是新概念，世界范圍內也已有一些應用，目前只需要進行一些政策上的調整，例如空域管理的改革，就能釋放低空經濟的強大能量。很多事情其實可以交給民營企業來做，經濟的可能性、經濟活動的種類和空間都是無限的。通過行政體制改革，可以釋放出更多的經濟增量。

政府在經濟和社會管理中的角色

《21世紀》：除了剛才討論的有效的政府治理，要實現2035年和2050年的目標，你認為還有哪些具體路徑以及要克服的挑戰？

鄭永年：中國式現代化中，物質層面的現代化就是經濟和科技。中國是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但一些領域仍屬價值鏈中低端，如何提升？這就需要技術引領和新質生產力的推動，目前主要面臨著一些體制機制層面的挑戰。需要釋放地方政府和企業的活力，同時“收”和“放”需要達到平衡，避免過度的集權和分權，根據經濟發展具體情況靈活適度調整。

《21世紀》：可以理解為，歸根結底是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持續優化？

鄭永年：是的，關鍵在于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正如全會提到，需要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最近我有一個新想法，即應對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種種挑戰，關鍵前提應在于政府如何在社會領域中發揮更好的作用，然后才能夠更好發揮市場作用。我們需要重新審視政府在經濟和社會管理中的角色，避免一些國有企業市場化不足而一些社會領域過度市場化的情況，后者比如醫療、教育、住房等。應該先加強政府在社會保障特別是醫療、教育等方面的作用，保障社會基本公平，然后在那些應市場化但市場化程度仍不足的領域推進市場改革。例如，公積金和養老金制度改革、食品安全等問題都需要政府采取更加高效而嚴格的監管。我認為，政府應當在經濟和社會管理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只有這樣，市場機制才能更好發揮作用，如此才能更好地釋放社會經濟發展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