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國際金融報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

　　“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會明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

　　“到二〇二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八十周年時，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全會提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時間表。

　　“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全會作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統部署。

　　中國式現代化是在改革開放中不斷推進的，也必將在改革開放中開辟廣闊前景。《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多位專家學者，深入分析全會釋放的重磅信號，解讀政策部署和安排，共同深入學習貫徹全會精神。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在一系列部署中，“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排在首位。

　　如何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全會提出，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

　　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陶川認為，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將市場功能的定位變成“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更加突出要“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宏觀研究員周茂華在受訪時表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決定性作用”不等于“全部作用”。當“市場失靈”的時候，就要發揮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不斷提升宏觀調控和治理能力，有效克服市場失靈問題，促進資源高效配置。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孟慶斌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應將民營企業視為同舟共濟者，維護其合法權益和合理訴求。可充分利用法律手段，為民營企業劃定不可逾越的紅線，在紅線范圍內，充分保護民營企業合法權益，進而調動民營企業積極性。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全會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

　　其中，“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成為本次會議有別于黨的二十大的新增內容，強調地方之間的互補效應而非競爭效應。

　　申萬宏源宏觀研究團隊認為，在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集舉國體制進行科技突破成為必要，各個地區不能陷入重復無效建設的怪圈中，而應該發揮自身要素優勢，立足本地優勢產業實現新質生產力的突破和發展。

　　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需有“新”的思想來理解“新”的行動。上海金融業聯合會專家、上海首席經濟學家金融發展中心離岸金融研究所所長景建國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建議，我國應構建以高質量發展為核心的評價體系。除了GDP增長率外，還應關注各地的人均GDP、居民收入增長率、創新能力、綠色低碳的環境質量、社會保障水平等多元化指標，確保GDP的增長能夠以實際效益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新質生產力發展需要“新型生產關系”，進而對科技、教育、人才等政策提出更高要求。全會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解讀稱，三位一體是科技創新體制改革的思路，2023年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會議精神指出，“堅持教育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一體推進，形成良性循環”。高等教育作為三者交匯點，未來可能會承擔更重要的角色。

　　當前，以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浪潮，正在重塑產業結構與商業生態。充分發揮人才紅利優勢，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是我國經濟始終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徑。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人才的涌現需要依靠教育的改革和有效激發社會活力，這些因素全會都全面納入了改革的考慮范疇。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全會提出，必須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

　　財稅體制改革歷來是改革的排頭兵和先行軍。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均明確提出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韓乾分析稱，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支柱，財稅領域的新一輪改革有助于破解中國式現代化推進的體制機制障礙，優化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政府、企業和個人的重大關系，也有利于穩定社會預期，激發相關行為主體的內在動力和創新活力，有力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

　　對于新一輪財稅改革的首要任務，孟慶斌認為，主要將涵蓋如下一些方向：厘清中央、地方政府的財政邊界，合理統籌中央、地方的稅收收入劃分，充分激發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合力；科學論證消費環節稅收政策，考慮將征收環節后移，并與優化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相互協調；優化稅制結構，有效發揮稅收的調節效應，促進經濟與環境的共榮共生；加快稅收法制建設，提高稅收征收的智能化水平。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荀玉根分析稱，財稅改革或聚焦央、地再平衡。其中，消費稅改革、央地事權劃分等或是重點方向。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共三次提及“金融”。

　　對于金融體制改革的主要發力方向，韓乾分析稱，金融體系要更好地適應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需求，服務于做好科技金融等“五篇大文章”。其中關鍵是要大力培育和發展風險投資行業，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也要創新商業模式，更好服務于高科技、硬科技等創新型企業。

　　資本市場是金融領域改革的關鍵一環。自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更好發揮資本市場樞紐功能”以來，資本市場以新“國九條”為起點，以服務新質生產力為重點，掀起新一輪高質量發展改革的序幕。在韓乾看來，資本市場作為投資者的投資場所、企業的融資場所和風投機構的退出場所，在金融領域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要地位，應當更健康更活躍，更好發揮資源配置、風險轉移的功能和作用。

　　全會還特別指出，要統籌好發展和安全，落實好防范化解房地產、地方政府債務、中小金融機構等重點領域風險的各項舉措。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明明稱，對于中小金融機構而言，改革化險仍將持續推進，加大不良資產處置力度，推動金融機構按照市場化方式開展債務重組、置換化解風險。同時，中小金融機構要聚焦主責主業，實現穩健經營，立足當地做精做細，不斷提升長期健康經營發展能力。

　　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

　　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全會提出，堅持以開放促改革，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要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

　　制度型開放是相對于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而言的。2018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提出“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

　　“市場先行、制度跟進”是我國擴大制度型開放的重要原則，也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景建國強調，只有堅持好這一原則，我們才能更好地應對市場變化和挑戰，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綜合來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已是蓄勢待發，更多細分領域政策和配套舉措，正在積極落地中。在光大證券（維權）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所長高瑞東看來，當前我國再度站在關鍵時期，要堅持用改革開放這個重要法寶解決發展中的問題，才能應對紛繁復雜的國內外新形勢。

　　全國人大代表朱建弟對記者亦表示，改革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必須堅定不移地向前推進。同時，改革要緊密結合實際，注重解決實際問題，確保各項政策措施落到實處，讓人民群眾真正受益。

　　經濟高質量發展將伴隨著一定的風險和挑戰，但正是這些風險和挑戰孕育著新的機遇和動力。多位受訪者表示，在金融業等領域，未來應該在加強風險防控的同時，更加注重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鼓勵金融機構和企業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大膽創新、積極作為。同時，政府部門也應加快制度創新和改革步伐，為市場提供更加寬松、透明、可預期的制度環境，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