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亓寧

　　[ 今年上半年，我國進出口規模和貿易順差均創歷史同期最高水平，其中，按美元計價的貿易順差達到4350億美元。 ]

　　今年上半年，宏觀經濟保持穩中有進，需求不足的拖累仍在，但也有不少亮點，其中最受關注的仍是回升勢頭向好的外貿。但與此同時，持續擴大的貿易順差也引發市場關注，關于平衡國際收支的討論增多。

　　在不少專家看來，實現貿易平衡的關鍵仍是擴內需。7月22日，CF40學術委員、國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在CF40宏觀政策季度報告（2024年二季度）（下稱《報告》）發布會上表示，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有多項政策對提升國內消費率、降低儲蓄率進而恢復國際收支平衡會起到積極影響。

　　CF40資深研究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指出，貿易順差的持續擴大實際是以減少國內消費和投資為代價，同時會帶來貿易爭端、貿易制裁的增加。回到貿易平衡，要通過減小和消除各種市場失靈和市場摩擦，減少不當的政策干預，實現更優化的國內資源配置，降低貿易失衡中的不合理成分。

　　外貿亮點和擔憂

　　《報告》認為，上半年國內經濟有三大亮點：一是工業增加值有亮眼表現，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累計同比增速6.0%，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8.7%；二是出口實現正增長，并且處于持續向上攀升的過程中，美元計價的中國出口額上半年累計同比增速達到3.6%；三是調查數據顯示，二季度消費傾向比去年二季度有所提升。

　　今年以來，隨著貿易順差持續擴大，貿易平衡問題引起更為廣泛的關注，且部分觀點將它與部分領域所謂的產能過剩關聯在一起。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我國進出口規模和貿易順差均創歷史同期最高水平，其中，按美元計價的貿易順差達到4350億美元。二季度以來，按美元計價的中國出口當月同比增速逐月回升，增速分別為 1.4%、7.6%和8.6%，6月單月貿易順差更是創下新高。

　　《報告》專題部分回顧了本世紀以來我國經歷的3輪顯著貿易順差，即2004年~2007年、2012年~2015年、2018年至今，并從趨勢性和周期性成分角度分析了背后邏輯。其中指出，貿易順差的趨勢性成分背后有合理因素，也有遏制國內消費和投資的市場失靈和政策扭曲；貿易順差的周期性成分來自國內外經濟周期的變化，也包含了我國逆周期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影響。

　　“以減少國內消費和投資為代價獲取的貿易順差，面臨著很高的機會成本。”張斌指出，如果一個國家的投資邊際回報率已經很低，把資源借給國外并從中獲得高于本國的投資收益，不失為優化的資源配置方式。但是，對于難以用商業回報率評價的公共基礎設施類投資則很難適用這個原則。如果由于某些市場失靈、政策干預或者其他因素抑制了國內的消費和投資，本國資源不得已用于積累海外資產，不符合優化的資源配置格局。

　　張斌認為，貿易順差所積累的海外資本的真實收益率不高，多數時候甚至低于國內資產的實際收益率。另外值得考慮的因素是，貿易順差持續擴大會不可避免地帶來貿易爭端和貿易制裁增加。我們需要做的，是減少貿易順差中的不合理成分。

　　消化順差仍靠內需

　　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執行院長郭凱結合國際經驗指出，從多角度來看，貿易不平衡是一個需要關心的問題，需要充分認識背后深層次原因，重視保持貿易平衡的重要性。

　　他認為，當下國內有很多政策可以減少不合理順差。從長期角度，過去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消化順差的做法也有借鑒意義，包括對外投資基礎設施、產能轉移、對外援助等。

　　高善文認為，在趨勢性因素中，國內儲蓄率太高、美國儲蓄率太低是被很多人認可的原因。在這個角度，修正貿易失衡最重要的辦法仍是擴大國內消費。

　　“無論是國內投資還是消費，我國還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需要大量資源投入經濟，這些投入不僅有利于改善當期福利，也是對未來可持續增長的必要保障。”張斌認為，要走出貿易失衡，要通過減小和消除各種市場失靈和市場摩擦，減少不當的政策干預，實現更優化的國內資源配置，降低貿易失衡中的不合理成分。

　　對此，他從結構性和周期性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議。首先在結構政策方面，一是要改變地方政府激勵，將投資和生產補貼轉向公共福利支出，把工作重點更多轉向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二是打破服務業進入壁壘，推動公平市場競爭；三是推動金融服務業改革，更好服務企業融資和居民養老保險。

　　其次在周期政策方面，一是要用足逆周期政策，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二是穩定房地產市場政策；三是把握好地方政府化解債務的政策節奏。

　　《報告》也指出，當前國內經濟恢復的關鍵仍是需求不足問題，主要拖累是廣義財政支出，而非私人部門，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于地方綜合財力下降。張斌認為，要重視需求不足帶來的一些“并發癥”，通過更大力度的財政、貨幣以及房地產政策引導經濟走出收入、支出、預期、信貸的負循環。

　　高善文提到，剛剛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有多項部署體現著較大的政策決心，預計長期有利于提升國內消費率、降低儲蓄率，進而對恢復國際收支平衡會起到積極影響。

　　考量當下貿易失衡的幾個事實，高善文建議：“中國必須高度重視維護國際自由貿易體系，重視中國自身經濟體量大造成的制造業波動的溢出效應，必須考慮引導資本的流動，并實行主動的貿易管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