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經營網

　　本報記者 樊紅敏 北京報道

　　地方資產管理公司（以下簡稱“地方AMC”）股權對市場化投資人的吸引力正在顯著下降。

　　近日，廣東聯合產權交易中心發布的信息顯示，天津津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津融資產”）19.5%股權對外轉讓項目在該中心掛牌，轉讓方為天津駿泰企業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天津駿泰”）系遠東宏信（03360.HK）旗下企業。

　　《中國經營報》記者注意到，高峰時期，曾同時持有6家地方AMC的遠東宏信，目前正在快速收縮其在該領域的布局。工商資料顯示，遠東宏信已于今年5月24日清倉退出河北省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河北資管”）股權；遠東宏信對另外2家地方AMC的持股占比近兩年也在下降。

　　另外，黑龍江首家地方AMC——黑龍江省嘉實龍昇金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黑龍江嘉實金管”）也于今年年初申請公司注銷，至此，持牌地方AMC牌由60家降至59家。

　　“不良資產管理是一個高風險行業，在經濟下行周期，AMC的資產質量壓力、資本壓力、盈利壓力遠大于一般銀行業金融機構。因此，如果以單純追求利潤為目的，AMC目前對于市場化投資人的吸引力的確有顯著下降。”標普信評金融機構評級部總經理李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遠東宏信AMC戰略收縮

　　實際上，遠東宏信收縮其地方AMC戰略布局的意圖非常明顯。

　　天眼查顯示，天津駿泰目前持有津融資產19.5%的股權，為后者第三大股東，遠東宏信則通過多層子公司間接持有天津駿泰100%的股權。這也就意味著，遠東宏信擬清倉式退出津融資產。

　　根據天眼查信息，此前，遠東宏信另外一家全資子公司遠東宏信（天津）融資租賃有限公司已于今年5月24日退出河北資管股東之列，退出之前其持股占比達27.2%。

　　據記者此前在2021年5月份根據工商信息進行梳理，彼時，遠東宏信還間接持有新疆金投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疆金投資管”）、浙江省浙商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浙商資產”）、陜西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陜西金資”）和長沙湘江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四家地方AMC公司的部分股權，持股占比分別為10%、8.5%、13.31%、17%。

　　公開信息顯示，遠東宏信對上述地方AMC進行股權布局的時間集中在2017 年至2019年，遠東宏信或作為創始股東聯合地方國企等其他公司設立地方AMC；或借地方AMC引戰增資的機遇，以戰略投資人的身份入股；或通過股權受讓形式獲取地方AMC股權。

　　不過，根據天眼查信息，遠東宏信所持陜西金資股權占比目前已下降至7.63%。另外，公開信息顯示，新疆金投資管于今年4月份完成一輪增資擴股，引入了四家新疆當地國企成為新股東。這也意味著，遠東宏信所持新疆金投資管的比例也被稀釋。

　　遠東宏信在其官網介紹中提到，該公司是一家橫跨金融和產業的綜合集團，提供融資租賃、普惠金融、商業保理、資產業務、股權投資、建設項目投資、海外業務等綜合金融服務。

　　就遠東宏信地方AMC股權布局戰略收縮主要基于哪些考慮等相關問題，記者曾嘗試通過多種方式聯系該公司進行采訪，但截至記者發稿并未獲得回應。

　　部分地方AMC面臨盈利下行壓力

　　實際上，不只是遠東宏信，近兩年，四大金融AMC、其他央企集團、民營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退出地方AMC股權的現象越來越常見。

　　公開信息顯示，近幾年，四大金融AMC逐步出清諸如中原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甘肅長達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寧夏金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寧波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地方AMC的股權。

　　其他央企集團退出方面，比如，2023年下半年，寧夏金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寧夏金資”）5%股權、黑龍江國瑞金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瑞金資”）40%股權先后掛牌轉讓。其中，寧夏金資5%股權掛牌方為中鐵資本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鐵資本”），中鐵資本所屬集團為中國鐵路工程集團有限公司，后者是國務院國資委全資子公司；國瑞金資40%股權掛牌轉讓方為國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投資產”），國投資產是國家開發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全資子公司，后者同樣是國務院國資委下屬公司。

　　民營企業退出方面，比如，2023年7月，長沙湘江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3.33%的民營企業股東長沙南潤投資有限公司成功退出。

　　另一家民營地方AMC黑龍江嘉實金管更是于今年1月23日被注銷。根據天眼查信息，該公司注銷原因是“決議解散”。

　　公開資料顯示，黑龍江嘉實金管成立于2016年6月，注冊資本10億元，并于成立當年獲批地方AMC資質，是黑龍江首家具有金融不良資產批量收購處置業務資質的省級地方AMC。

　　天眼查顯示，黑龍江嘉實金管共有5家股東單位，其中有4家股東為民營企業，合計持股占比達90%。

　　一位受訪業內人士向記者表示，不同背景股東退出地方AMC可能有其特定原因。比如，四大AMC退出主要是受監管引導，退出緣于與主業協同效應不高、經濟效益較差的金融持牌機構；民營背景股東退出則是基于自身經營狀況及投資收益考量。但從地方AMC自身來講，受監管政策收緊、房地產行業下行等因素影響，地方AMC此前的展業路徑難以為繼，眼下面臨較大轉型壓力，部分股東覺得持有地方AMC牌照的價值有所下降。

　　李迎也向記者分析，目前監管機構更加強調央企聚焦主責主業，地方AMC業務和央企主業往往很難有業務協同，所以央企退出地方AMC股權布局也是合理的。四大AMC和地方AMC業務上存在競爭關系，地方AMC股權投資對四大AMC的盈利貢獻不大，監管對四大AMC有回歸主業的要求，四大AMC自身也有機構瘦身，增強自身資本實力的需求，綜合考慮，四大AMC退出地方AMC也是合理的。

　　“從純市場化的角度出發，民營AMC的股權投資價值在下降；財務投資人投資國有地方AMC的意愿也在下降。但從政策性作用的角度出發，國有地方AMC對于當地政府的價值在提高，是當地政府化解中小金融機構風險的重要工具。因此，地方AMC的股權會越來越多地集中在當地政府以及下屬國企。”李迎進一步解釋道。

　　中國特殊資產綜合服務平臺資芽網創始人張洛夫也向記者強調，在宏觀經濟波動的背景下，市場仍處于風險釋放期，地方AMC對于地方政府的政策性價值在提高，地方政府對其支持意愿也較高，但部分尾部地方AMC面臨著較大盈利下行壓力，對市場化資金的吸引力已經不復存在。

　　“由于近年來監管環境趨嚴和地方AMC數量大幅增加，AMC之間競爭加劇，不良資產經營利潤空間收窄，地方AMC不再是一門穩賺不賠的‘好生意’。”北京銀行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特殊資產專委會執行主任王平亦向記者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