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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總統電視辯論的話題順序，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美國選民關注議題的重要性排序——經濟和通脹問題居首，隨后是移民問題和外交政策，這些關系到美國人的核心利益。墮胎和槍支自由等傳統的價值觀議題則著墨較輕，這也反映出美國兩黨某種程度的“默契”：抓住關系核心利益的主要矛盾，降低虛無縹緲的“價值認知”議題的優先級。

　　根據蓋勒普的統計，36%的美國人認為經濟問題是最重要的關切點，遠高于2020年大選同期的9%，也高于2016年大選同期的27%。在美國人對經濟問題的具體關切中，最為突出的是通脹，因為通脹直接關系到美國民眾的生活質量和經濟安全感。盡管從宏觀角度來看，美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和企業利潤均表現不俗，但背后呈現的是結構的明顯分化。

　　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面臨著截然不同的情形，前者收入增長，后者卻面臨逆風。居民部門也有分化。一部分居民受益于美股和地產的雙重上漲帶來的資產性收入增加，但是沒有額外資產性收入或背負了債務的中下階層，剛步入社會的年輕人，以及需要照顧家庭的非就業群體，更多地承受了通脹帶來的經濟壓力。

　　與疫情前比，美國居民勞動報酬收入增長24.7%，財產性收入增長26.7%，轉移支付收入增長35.2%；其中，租金收入增長40.3%，股息收入增長37.0%，社會福利轉移支付增長33.5%。這體現為財富光譜兩端的居民（前1%和后50%）占社會總財富的比例有所上升，但中間階層對社會現狀的不滿情緒卻有所增加。美國的經濟調查數據顯示，民眾對經濟的感受與實際經濟狀況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這種現象被稱為“氛圍衰退”。

　　現任總統拜登在通脹問題上并不占據優勢，自2021年底開始，通脹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議題之一，這對拜登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在每次通脹報告發布后，白宮都會及時發表評論，這在特朗普執政時期是不曾有過的，也說明拜登清楚地認識到平抑通脹對于支持率的重要性。而前總統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不同族裔的通脹承受力差異，指出黑人和西班牙裔等少數族裔群體在通脹中更加受損。

　　特朗普對這些傳統意義上的民主黨支持者的主動拉攏，并非是“以卵擊石”，而是“有的放矢”，意圖激發美國日益復雜的“身份政治”標簽。因為今天的美國選民早已不再被傳統的單一標簽所限定（區域標簽、人種標簽、階級標簽），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復雜多元的身份認同和政治傾向，而捕捉不同的“身份政治”標簽，則是美國政治的精華所在。

　　有意思的是，“身份政治”作為西方左翼后現代轉向的時代產物，以激進左翼的新社會運動開場，以中左翼政黨在全球化時代的體制化、表演化為內核，最終卻引發了右翼民粹主義復興和自由主義基礎的潰敗。當下，政治光譜中的左、中、右都在進行著溫和改良：共和黨開始同情少數族裔，民主黨開始修墻反移民，選票至上模糊了政治本位的立場。

　　經歷了8年的政治洗禮后，特朗普也不再展現出極其民粹的一面，不再像2016年那樣喜歡在辯論中強調自己與“ 傳統政客”的區別。過去8年，特朗普與共和黨相互影響，早已成為共和黨的主流代表。他也不再是政治的“門外漢”，而開始越發熟悉自己當初所鄙夷的“傳統政客”那一套利益交換的思維。

　　對美國現任總統來說，電視辯論是一把雙刃劍，他們更多的時候是一個防守者，需要首先為自己的政策辯護，而競爭者則相對輕松，只需要專注攻擊在任者的弱點即可。盡管拜登在電視辯論中的表現不盡如人意，但我們依然不能忽視在任者的競選優勢，這點從最近結束的法國選舉中可以窺見一二。

　　馬克龍在經歷歐洲議會選舉慘敗后，選擇了解散法國議會提前選舉，盡管選舉前景不被民調所看好，但選舉結果展現了“絕地反擊”的一面。7月7日法國議會第二輪開票結果顯示，極右翼席位遠低于民調預期，這反映在任總統在政黨間的交涉和協同上具有不可忽視的優勢。

　　在今天這個對政治不敏感的西方社會，如何真實評估西方國家在任者的支持率是一件難事。眼前的諸多選舉結果提醒我們，在任者的優勢往往容易被低估。拜登作為在任總統，總是可以動用比競爭對手更多的政策手段，尤其是在經濟和股市表現穩健的情況下，還有更大的政策空間可以動用。5月美國財政赤字大超預期和季節性，6月政府就業高增——從中可以看出拜登的決心。

　　盡管如此，當下搖擺州的民調數據對拜登而言并不樂觀，最新的民調顯示，拜登在7個搖擺州全部處于落后局面，且平均落后4個百分點。而特朗普在2016年的勝利得益于中間選民的支持，而2020年他在搖擺州的失利也是其敗選的關鍵。

　　但我們仍需對大選的結果保持謹慎，不宜過早地下定論。搖擺州的形成與其經濟結構和人口地理結構密切相關，這些地區的經濟結構出現了新舊交融，這使得搖擺州選民關注的問題更加多樣化，選民的身份政治標簽也更加復雜。而在大選的關鍵時刻，每個突發議題都可能會觸發不同的身份政治標簽，從而影響選舉的走向。

　　比如，2016年希拉里在主要民調中領先，但最終因為郵件門事件而失利。而2020年特朗普面臨的突發挑戰是疫情。今年可能影響選舉走向的議題眾多，比如拜登兒子犯罪，特朗普刑事訴訟，油價，巴以等等。我們無法預知2024年大選前的關鍵時間，哪個標簽被突然觸發導致美國選舉朝著不可預測的方向發展。

　　對于旁觀者來說，美國大選是一個混沌系統，走向難以預測。

　　當前美國經濟的滯脹狀態，無論是前總統特朗普還是現總統拜登，都有所貢獻。特朗普對滯脹的貢獻主要在供給端，通過貿易脫鉤、加征關稅等方式維護美國傳統制造業的利益，結果是居民生活成本和企業生產成本的上升。拜登對滯脹的貢獻主要在需求端，對中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對劣勢行業（制造、基建）的產業補貼，這種做法同樣是加大通脹壓力并且損害經濟效率。

　　兩位總統是一體兩面。他們雖然政策取向和價值觀不同，但面臨著相同的挑戰，比如貧富差距拉大、基礎設施老舊、制造空心化。他們所支持的也都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比如特朗普傾向于通過減稅和放松管制來促進經濟，而拜登傾向于通過財政補貼來支持弱勢群體和低效率部門。

　　所以無論誰當選，都不會改變已經開啟的美國政府大財政時代，也不會改變美國經濟已經進入的新通脹周期，2018年以前的低利率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特朗普在任期間對美股的態度積極，而拜登在任期間的美股表現也比較強勁，所以選舉結果對美股的風險似乎有限，除非像2020年一樣，失敗的一方不認可選舉結果，畢竟市場更喜歡確定性。

　　本文轉自微信公號“雪濤宏觀筆記”，作者：宋雪濤（金麒麟分析師）、鐘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