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周瀟梟 北京報道?7月21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下文簡稱“《決定》”）正式對外發布。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必須繼續把改革推向前進。

　　《決定》提出，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

　　《決定》勾畫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領域和方向，明確了重要的改革事項，比如開展國有經濟增加值核算、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建設全國統一電力市場、探索建立高技術人才移民制度、全面取消在就業地參保戶籍限制等。

　　近日，《決定》中的重點安排，成為各界熱議的焦點話題。7月23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舉行研討會，聚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政策解讀”邀請相關學者開展聯合研討。

　　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

　　《決定》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全面部署各領域各方面的改革。其中，各項改革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決定》提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在研討會上表示，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完善有利于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決定》把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擺在突出位置，進一步強調了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提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這是首次提到的；改革目標明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幾個方面都凸顯了《決定》明確要更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也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意義。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在研討會上表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決定的續篇，都強調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決定》明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體落在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強調公平競爭來釋放市場活力；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這是“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很重要的體現；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也有一些新的舉措。

　　王一鳴指出，《決定》提出“開展國有經濟增加值核算”具有重要意義。現在對全國地區、行業都有增加值核算，把國有經濟作為一個整體板塊來開展增加值核算，能夠更好地促進國有經濟提高增加值和整體運行效率。國有經濟總體集中在上游領域，國有經濟提高效率對下游行業和企業的效率提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都有重要的影響。《決定》將“致力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上升為方針政策，并在為民營經濟提供更公平的產權保護和公平的市場準入機會方面做出重要部署。

　　《決定》明確提出，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關系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領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推進能源、鐵路、電信、水利、公用事業等行業自然壟斷環節獨立運營和競爭性環節市場化改革，健全監管體制機制。深入破除市場準入壁壘，推進基礎設施競爭性領域向經營主體公平開放，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楊瑞龍在研討會上表示，《決定》的一大亮點在于，除了強調公平競爭、產權保護之外，比以往更加強調要破除市場壁壘，拓寬民營經濟發展空間。《決定》明確國有資本重點向三大領域集中：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前瞻性戰略性新興行業（比如芯片），這些領域大部分屬于非競爭性領域；還明確了能源、鐵路、電信、水利等壟斷行業，要分為自然壟斷環節和競爭性環節，壟斷環節往往承載著國家任務、避免市場失靈等作用，而其配套的長長的產業鏈中的競爭環節可以放開——這樣的分類改革，能提高行業運營效率，也為民營資本提供更多發展機會。

　　全面支持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

　　《決定》對各項改革部署中，排在第二、三位的，分別是“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重點強調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

　　《決定》提出，加強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加強新領域新賽道制度供給，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完善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生物醫藥、量子科技等戰略性產業發展政策和治理體系，引導新興產業健康有序發展。

　　《決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劉元春表示，《決定》很重要的部署在于，以新質生產力為抓手，以創新為引領，來解決我國在未來需要面對的一些核心關鍵問題。新質生產力需要在高水平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資源配置上取得突破性進展，代表的是先進生產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就是以新質生產力為抓手，以現代產業體系為載體，具體包括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服務業、現代化基礎設施、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等——這是聚焦新質生產力和產業謀篇布局的新舉措。

　　“未來五年是大國博弈的關鍵期，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是中國利用新型舉國體制完成新質生產力全面突破的五年，也是全面控制風險的五年，也是破解預期信心困境的關鍵幾年，我們面臨新的目標和任務”，劉元春表示。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在研討會上表示，2023年我國全球創新指數排第12位，但是創新制度排第43位，因此全面支持創新的體制機制如何取得實質進展，如何在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如何推進產業創新、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等，都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課題。

　　王一鳴表示，《決定》圍繞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提出了一系列部署，核心是高質量發展要把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起來，這必須構建同科技創新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制。我國現有的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對傳統產業有成熟的融資支持模式、比較適合傳統產業發展，但是面臨科技創新融資需求與金融機構風險要求不匹配的問題。比如，商業銀行更多追求資金的安全性和收益的確定性，而科技創新具有不確定性。所以，怎樣進一步鼓勵和規范發展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更好發揮政府投資基金作用，發展耐心資本，下一步需要金融體系進行適應性調整，來更好地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大幅度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從而使高質量發展能夠取得更明顯成效。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在研討會上表示，我國改革開放積累了很多經驗，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于，當經濟增長偏熱的時候，推進改革會相對容易些；當經濟運行偏冷時，因為改革會觸及利益調整，改革推進遇到的阻力會大一些。因此，當前在推進重大領域改革的同時，也應致力于推動經濟持續恢復，建議加大擴內需政策力度。

　　7月19日，中央財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農辦主任韓文秀在發布會上表示，當前，我國經濟保持回升向好態勢，主要宏觀指標符合預期，同時也面臨一些困難挑戰，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一些企業經營困難，一些地方財政困難，表明我國經濟恢復還不夠強勁，不同地區、行業、企業之間存在分化現象。下一步要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一靠政策給力，二靠改革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