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非

　　一

　　前幾個月我跟我訪學美國時的導師麥康勉（BarrettMcCormick）教授在通信時，說當下的美國好像有點奧匈帝國末年時候的樣子，似乎患上了“哈布斯堡病”——認同政治優先，議會僵持癱瘓，政治與社會極化。

　　麥教授是一個老民主黨人，他回信說：“我認為奧匈帝國的消亡確實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相似之處。我會說，帝國真正的問題是匈牙利人，而不是德意志人。匈牙利人認為自己是一個受迫害的少數民族，因此他們積極捍衛自己的權力和特權，反對奧地利人和帝國內許多較小的少數民族……近代奧匈帝國與當代美國最可怕的相似之處在于，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國政府都累積了一系列復雜的制度，這些制度在創建之初或許是有意義的，但由于環境的變化，這些制度早已變得效率低下，但卻受到擁有既得利益的強大少數派的保護。在奧匈帝國，匈牙利人更感興趣的是限制奧地利人的權力和成功，而不是促進帝國的安全和福祉……美國政府同樣受到少數共和黨人的拖累，他們更關心在黨派游戲中得分，而不是促進國家和平或繁榮……我們有很多理由擔心，美國的命運將與奧匈帝國的命運相似。”

　　這里可能需要稍稍解釋一下這番交談所涉及的歷史知識，識者勿怪——奧匈帝國是一個典型的多民族國家。這個帝國的統治家族是哈布斯堡王朝，該家族源自瑞士阿爾高地區，其治下包括中、南歐多個民族。1913年，該國五千兩百萬人口中，有一千兩百萬德意志人，一千萬匈牙利人，八百五十萬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五百五十萬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五百萬波蘭人，四百萬烏克蘭人以及一百三十萬斯洛文尼亞人。在其中，又主要是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聯手控制整個帝國，讓其他人臣服。

　　在1867年之前，哈布斯堡家族實行的是開明專制。在1867年，帝國進行了憲政改革。整個帝國一分為二，成為了奧地利與匈牙利的“共主體制”。在中央，弗朗茨·約瑟夫一世以匈牙利國王和奧地利皇帝的身份成為兩邦共主。在地方，兩邦分立，奧地利和匈牙利各自有自己的政府、議會、司法體系。帝國的共同事務則協商處理。

　　這種雙元體制給了匈牙利以不對稱的權力。匈牙利對凡能增強中央權威的舉措總是一力反對。比如自1889年起，匈牙利一直拒絕增加奧匈帝國軍隊數量并提供預算，這導致帝國陸軍的兵力只有法德的一半和俄羅斯的四分之一。而正是因為武備松弛，奧匈帝國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打得那么慘。此外，匈牙利還一再阻撓帝國聯邦化憲政改革，以維持某種帝國內均勢的存在，這讓帝國內其他少數民族怨氣沖天。

　　這就是為什么麥康勉教授認為匈牙利人要為奧匈帝國的沒落負責的緣故，當然，恐怕也跟他的黨派視角——把共和黨代入到匈牙利人的角色——有關。 不過，在我看來，美國的問題不止是黨爭，奧匈帝國的衰落也不能只怪在匈牙利人身上，奧匈帝國的另一個主體人群——德意志人——難辭其咎。

　　二

　　奧地利是一個德意志邦國，哈布斯堡君主國是圍繞著奧地利建設起來的。德意志人是哈布斯堡君主國中最大的單一人群（大概占總人群的兩成以上），而且也是帝國境內分布最廣的人群，在阿爾卑斯山和多瑙河地區以及波西米亞部分地區，德語人口占當地人口的絕大多數。在波希米亞土地上，德意志人是具有重要文化和經濟意義的少數民族，占總人口的1/3以上。此外，在帝國其他地方還有大大小小德語人口的飛地。即使在這些德語人口不占多數的地方，德意志文化仍然發揮著首要影響力。德語是宮廷、軍隊高級軍官和市鎮人民的語言，各地的商人、知識分子和貴族通常也會講德語。

　　作為帝國的主導人群，德語人群在哈布斯堡君主國中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他們是最大的語言群體，也是社會經濟最發達的群體，是君主制最重要的支持者。他們在各地區之間發揮了聯系作用。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德語人群都被認為是對王朝最忠誠的群體。在當時，社會精英（貴族地主與大資產階級）多半是德語人群，走進社會精英圈子也意味著對德意志文化和德語的基本忠誠。

　　這些講德語的人有沒有德意志民族意識呢？會不會將自己看成是橫跨整個中歐的大德語文化和社會圈的一部分？應該是有的。但我們可以公平的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奧地利的德意志人的首要認同還是王朝性質的——他們首先將自己看成是王朝子民。在哈布斯堡王朝晚期之前，奧地利的“德意志人”基本上是文化定義的（而非血緣、種族），誰能講德語、熟悉德意志文化，就被看作是德意志人。比方說在1848年，維也納的一份德意志民族主義報紙《黑、紅、金》聲稱：“（民族成員資格）并不僅僅基于出生地或文化語言，而是基于……行動的高尚和信念的價值”。這種主導人群族群邊界較松弛的現象，并不是什么特別奇怪的事情。一個帝國的主體人群總需要有一定的開放性、吸納性才能產生國家凝聚力。

　　在統治者一方，哈布斯堡的君主們也有相當的超民族自覺，他們不把奧地利看成是一個德意志民族國家，而是王朝君主制國家。匈牙利學者雅西對此的評論是：“哈布斯堡家族以一種超民族的方式感受和思考，這是由他們極其復雜的血統混合、他們的天主教信仰，以及其王朝極其多樣化的種族構成所造成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和德意志社會都呈現出相當的包容性，這其實是古典帝國的典型特征，并不足為奇。

　　進入近代以后，從特蕾莎女王開始，哈布斯堡王朝開始推行所謂的官僚專制主義，為了方便行政，帝國政府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使用德語，派遣德意志官僚進入社會各個角落。這無疑對地方社會是一個刺激，非德語族群的中上層階級開始訴諸族群認同政治來對抗中央集權。帝國境內諸民族認同加速出現，是在19世紀60年代以后。由于在意大利和普奧戰爭中慘敗，哈布斯堡王朝進行了憲政改革，民眾的政治參與度因而提高。地方精英也開始以民族認同為契合點和大眾結合起來。于是就爆發了不同人群間的政治競爭，他們開始利用新的政治自由來爭奪政治與社會待遇，相互循環刺激。

　　面對此種競爭，哈布斯堡王朝有意識的推行“政治/社會隔離”，讓各個族群各自為治。比如從1880年開始，奧地利居民需要申報他們的日常使用語言，他們的孩童會被送到由申報語言進行教學的專屬學校。又比方說1882年，布拉格大學被一分為二，德意志人和捷克人各自教學。在教育之外，在行政機構、法院和學校里，甚至在救火隊中，各個族群都開始要求自己的份額，對這些實踐，馬克斯·韋伯在1896年如此評論道：“奧地利王朝是這樣一個機構，為了在政治上孤立三千萬非德意志人，而犧牲了一千萬德意志人的帝國成員資格。”韋伯的這個說法大概是對的，作為一個老派貴族，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并沒有特別偏愛德意志人。實際上，他對帝國內任何形式的德意志民族主義都極不信任，德意志人首先應該是“皇帝的德意志人”。皇帝的身邊人報告說，“德意志人向柏林靠攏的任何企圖都會徹底激怒他。”

　　對當時的德意志人來說，這個國家顯然是在一代人的目光中就變得陌生起來。德語和德語文化的地位大大降低，無法再作為帝國公共生活中統一因素，而“我們的”帝國不再只是“我們的”。德意志人的優越社會地位開始受到挑戰。在各個地方，德語城市精英都感受了捷克、馬扎爾、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或斯洛文尼亞新興精英人士的競爭。猶太青年涌入中學（如維也納和布拉格的文理中學）和高等教育機構，遠遠超過了他們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到1914年，他們在維也納大學醫學生中占41%，在法學生中占26%。

　　在卡林西亞和施蒂利亞，德語人群與斯洛文尼亞人有相當激烈的沖突。在蒂羅爾，則是跟意大利人。但是，在波希米亞爆發了最劇烈的沖突。這個地區的德意志人是整個哈布斯堡君主國最現代，最富裕的群體，但他們開始面對捷克人的激烈競爭——捷克勞工比德意志勞工要廉價，捷克人的生育率要比德意志人高得多。

　　在波希米亞，不斷有德意志人由于激烈的勞工競爭被迫遷回到奧地利，也不斷有捷克移民進入傳統的德意志城鎮。布德韋斯（Budweis）在1850年是一個純德語人群的城市，到了1880年，德語人口的比例就下降到了50%，到了1910年，該比例進一步下降到38%。德意志人幾乎是驚恐的看到，自己在失去祖地。而那些德意志人最有族群焦慮情緒的地方，往往是德意志人口超過一定比例，占有資源最多，卻還是本地少數的地方——人數太多就難以妥協，但又沒有多到能夠壓倒對手的地步。

　　面對其他族群的競爭，也由于對哈布斯堡王朝的失望，很多德意志人也開始覺醒自己的民族身份，他們開始變得內向和排外，從“帝國民族”變為帝國內諸民族之一支。美國作家詹姆斯·鮑德溫有一段話說的很妙，很好的描述了這一過程——“一個人的身份只有在受到威脅時才會受到質疑，當強者開始衰落，或當可憐的人開始崛起，或者當陌生人進入大門時（此后永遠不再成為陌生人）：陌生人的存在使你自己成為了陌生人。”奧地利歷史學家本諾·加默爾則說，“起初，主要是非霸權民族的社會和文化精英要求文化承認，并積極尋求統一和同質化各自的民族集體。這些民族化進程實際上破壞了民族中立的國家主義理想，因為這種中立性暗中依賴于德語人口的霸權。之后，主張國家的超民族性的人也落入了民族化運動的車輪下。”

　　對于成千上萬的新一輩奧地利德意志人來說，俾斯麥的新教、反斯拉夫的德國，而不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天主教、多民族的帝國，開始成為了他們的精神家園。“奧地利”成為被許多奧地利德意志人所排斥的對象。他們希望有一個“大德國”，把哈布斯堡君主國中非德語的部分排除出去，即使這意味著哈布斯堡君主國的終結。在一個斗爭環境中，他們最后變得相當激進。

　　三

　　以阿道夫·希特勒為例。他是一個奧地利人，于1889年出生于上奧地利的一個邊境小鎮，在該省首府林茨市讀中學（他從此對林茨情有獨鐘）。林茨本地人對外來務工的捷克人非常警惕，他們的恐懼跟今日美國人對墨西哥移民的態度差不多——害怕因廉價競爭而失去工作，害怕“出賣”自己的故土，害怕犯罪率飆升。反捷克移民是林茨政治的主要話題。

　　可以想象，上奧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義運動風起云涌，希特勒在他的自傳中說，他和他的同學都在為德意志民族主義社團募捐，佩戴紅、黑、金色（德意志帝國國旗的顏色），不顧警告和懲罰，高唱德意志帝國國歌《德意志高于一切》，而不是哈布斯堡君主國國歌。他在以后（1921年）寫道，哈布斯堡王朝是統治著德意志土地最悲慘的王朝，帝國只對哈布斯堡家族有利，對奧地利的德意志人沒有任何好處。他這些認知無疑是彼時奧地利鄉間城市和小鎮上彌漫著的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反映。

　　在維也納，他首先能觀察到各民族政黨在奧地利議會中的惡斗。在1907年，奧地利議會由以下民族代表組成：233名德意志人、107名捷克人、82名波蘭人、33名魯塞尼亞人、24名斯洛文尼亞人、19名意大利人、13名克羅地亞人和 5名羅馬尼亞人。議會的議事規則繁冗不堪，“每天用十種語言的胡言亂語進行的爭論，使奧地利國會成為了一個國際奇觀”。議會議事被極化政治嚴重阻撓，幾乎無法進行。維也納的老百姓把議會當成是馬戲團在參觀，觀賞議會代表之間拳腳相向。一位奧地利小說家在目睹議會爭吵后氣憤的說道：“噓聲、鼓聲、口哨、捷克、德意志和奧地利國歌同時唱響、揮舞的拳頭、被扯掉的衣領、被咬破的手指，真讓人尷尬得臉紅……議會主義真像是要自殺！”希特勒據說早年對議會民主并不反感，但在參觀完奧地利議會的爭吵后，他很顯然對民主體制喪失了信心。

　　在所有這些德意志民族主義人物中產生了兩個政治榜樣，希特勒以后在《我的奮斗》特別提到——格奧爾格·馮·舍納雷爾與卡爾·盧格。

　　舍納雷爾于1842年生于維也納，是一位富有的鐵路商人的兒子，成為一名成功的大型農業莊園經理人與社會組織者，在地方上享有極好的名聲。舍納雷爾在1873年作為德意志進步黨/自由黨的代表被選入了國會，以脾氣暴躁，善于演講，大力攻擊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猶太人而聲名鵲起。隨后他脫黨，另組政治派別。

　　舍納雷爾最崇拜的人物是德國的鐵血首相俾斯麥，痛恨奧地利被排除在了“德意志祖國”之外。在1878年，他反對奧匈帝國向南歐的擴張，認為這無異于將更多的斯拉夫人帶入到奧地利來。他宣稱，為了德意志人民的利益，哈布斯王朝是可以犧牲的，德意志帝國的霍亨索倫家族才是德意志人真正的統治王朝。這種言論使舍納雷爾成為警方監視的對象，但也使他獲得了一大批擁躉。他組織各種集會，發表泛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演講。在地方上，人們狂熱的擁戴他，認為他樸實無華，是真正人民的代表。到后來，他獲得了偶像般的崇拜，人們向他宣誓效忠，稱呼他為“元首”（沒錯，就是這個詞，后來被希特勒所借用自稱），唱著稱頌他的歌曲，寫詩贊美他，稱他是“俾斯麥以來我們民族中最優秀的人。”

　　一批新人聚集在舍納雷爾周圍，產生了大量的思想和政治行動。比如他們在1880年成立了“德語學校協會”，以資助混合語言地區的德語教育，這是一系列德意志民族主義社團的肇始。1882年，舍納雷爾在內的一批人制定了《林茨綱領》，這位文件混合了德意志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訴求，既要求進行政治、社會改革，要求新聞自由和集會自由，又要對奧匈帝國進行全面改組，將非德意志人的其他地區分離出去——這包括扔掉匈牙利、加利西亞、布科維納、達爾馬提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納和克羅地亞等地（對德意志人來說，這些地方都是包袱）。奧地利的傳統德意志人領地和波希米亞應該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以德語為國語，使德意志人成為新國家中的絕對多數，讓德意志文化成為主導文化。這一綱領在各處都引起震動和認真思考。

　　到了19世紀80年代，舍納雷爾的攻擊對象加上了猶太人。最初，他反對的是從俄羅斯逃亡而來的猶太人移民，他認為他們是“大量涌入的非生產性外來人口”。接下來，他把目標轉移成了奧地利境內的猶太人，號召嚴格隔離和拒絕一切猶太事物。這從邏輯上也順理成章，當排外主義成為一種政治正確之后，進一步的做法肯定是種族純潔，而掌握一定財富，同德意志中產階級爭奪社會資源的歸化猶太人就成為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的眼中之釘。

　　1885年，舍納雷爾在《林茨綱領》中加入了雅利安人條款，德意志人的社會組織，從體操協會到讀書俱樂部紛紛效仿，驅逐組織內的斯拉夫人和猶太人。那些不愿意這么做的德意志人，就會受到同儕們的排擠。舍納雷爾號召進行一場種族戰爭，從內到外的清除異己和叛徒（即那些不愿意和反猶主義同流合污的人）。

　　舍納雷爾以宗教教主的姿態凌駕在他的追隨者之上，他的追隨者將他看成是完美無瑕的天降之人。維也納的自由派報紙最開始把舍納雷爾看成是一個怪胎，嘲弄他，譏諷他。舍納雷爾則反唇相譏，認為這些報紙是“猶太報刊”，只為猶太企業服務（換句話說就是“fakenews”），侮辱、剝削和欺騙德意志人民，是“猥褻煽情的猶太禽獸”。1888年，舍納雷爾及其伙伴干脆手持棍棒闖入一家報社，毆打了報紙編輯。在當時的哈布斯堡王儲魯道夫的干預下，他被送上了法庭，并判服刑四個月。在他的追隨者眼中，這一判決只是一場迫害。群眾在他位于維也納的寓所前集會，以示擁戴。在他前往監獄服刑的時候，人們夾道歡迎，高喊“向元首致敬”。

　　1897年，來自波蘭的首相巴德尼伯爵頒布了一項語言法，根據該法規，波希米亞的所有帝國公務員都必須講雙語，在純德語地區也是如此。這引發了德意志人的強烈反對，因為德意志人鮮有會會說捷克語的，而捷克人往往會說兩種語言。暴亂在波希米亞北部爆發，然后迅速蔓延到布拉格和維也納。舍納雷爾派的選區就在蘇臺德地區，于是他們迅速組織群眾，企圖將這場沖突轉變為德意志人的“解放戰爭”。舍納雷爾派在參議院中與捷克代表大打出手，示威群眾在議會大樓和法院前高唱德意志帝國國歌，為他們歡呼。在街頭，學生們和工人們聯合起來示威游行，反對巴德尼政府。巴德尼首相最后被迫辭職，而舍納雷爾派的人被當成英雄來慶祝。

　　在1900年以后，舍納雷爾還發動了一場“遠離羅馬”的政治運動，以打擊天主教，原因是，天主教作為一個國際宗教不夠“德意志”。事實證明，他這次的戰線鋪的太廣，于是眾叛親離。但他的鐵桿擁護者仍然堅持舍納雷爾的分裂主義政見，在政壇上繼續活躍。

　　暴力是舍納雷爾派的一個明顯特征，在他們的慫恿下，街頭暴力和學校暴力成為一種民族爭斗的工具。在那個時代度過青春年代的奧地利小說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書中直接指出，希特勒搞街頭暴力的手段是直接從舍納雷爾那里學過來的。茨威格嘆道，“在政治生活中采用野蠻的暴力行動，第一次顯示出它的成功。曾由那容讓的時代千方百計彌合起來的各民族和各階級之間隱藏的隔閡和縫隙，一下子全破裂了，變成了不可逾越的鴻溝和深壑。事實上，在新世紀之前的那最后十年里，一場全面的內戰已在奧地利拉開序幕。”

　　卡爾·盧格是希特勒心目中的第二個英雄。與粗野的舍納雷爾大為不同，盧格是一個文質彬彬的親切人物。盧格出生于1844年，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維也納人。他出身寒微，在法學院畢業后，致力于為小人物辯護。在1875年，他被選入維也納市議會。當時奧地利正處于1873年經濟崩潰后的慘淡時期，盧格瞅準時機，以維也納中下層階級的代言人自居（他的格言與口號是“必須幫助小人物”），來反對大企業家、大工廠主和外來移民。他不像高高在上的自由黨人以啟蒙者自居，而是用本地方言發表演講，用簡單的語言說清楚問題，講喜聞樂見的笑話。他用憎恨來動員群眾，故意訴諸他們的感情和本能。他辱罵、嘲笑社會精英，逢迎贊美維也納下層階級的所有品質。這一切都在吸引維也納的下等階級，使他們成為他狂熱的擁護者。

　　在1887年之后，他成為基督教社會黨的黨魁，并將反猶主義作為該黨的政綱。盡管盧格遭到自由黨人、宮廷保守派的聯手抵制，他還是贏得了維也納多數人的歡迎，從而在1895年當選為維也納市長。弗朗茨·約瑟夫皇帝相當討厭盧格的反猶主義，認為帝國的法律原則——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岌岌可危，于是否決了盧格。再選舉，再否決。如此四次。維也納人堅持選舉盧格，皇帝堅持否決。盧格每次都會卷土重來，獲得更多的選票，而皇帝的威信在每一次選舉中都日益損耗。在1897年，皇帝終于妥協，接受第五次選舉的結果，任命盧格當上了維也納市長。時人都說，維也納有兩個皇帝，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和“人民的皇帝”盧格。

　　盧格的黨羽用惡毒的語言來表達對猶太人的惡意。其黨羽有一次在議會中發言：“ 我非常希望看到所有猶太人都被碾成人工化肥。”而其他人在下面大笑、鼓掌歡呼。另外一個黨羽則表示：“應該有人給他一艘船，讓所有猶太人都擠在上面；他會把這艘船駛入公海，將其沉沒。”盧格自己卻很清醒，知道反猶只是一種工具和手段。他有句很著名的話——“我決定誰是猶太人”。他私下里對人表示，反猶主義“只是一個用來誘騙群眾的口號，他本人尊重和欣賞許多猶太人，絕不會故意對他們中的任何人不公”。 這使得許多猶太人對盧格其實有好印象。但恰恰是盧格這樣清醒而又極富個人魅力的人才應該對奧地利極度惡化的政治社會氛圍負更大的責任。比起“雷聲大”、打擊面過廣的舍納雷爾，他所領導的基督教社會黨與天主教會結盟，利用教會組織來推進自己的宣傳。由此產生的結果是——“1914年之前，在一個據稱道德純潔、沒有猶太人的極權國家中實現牧師統治的夢想是維也納時代精神的一部分。”

　　四

　　希特勒從舍納雷爾和盧格身上各學到了一些東西。粗略說來，希特勒采用了舍納雷爾的意識形態框架——種族主義、德意志高于一切、領袖崇拜與專制、街頭暴力作為政治工具等等，也采用了盧格的戰術手段——一次只針對一個敵人、有效群眾組織的價值、利用現有機構推進自己的議程，以及演講技術。日后希特勒說道：“維也納是而且仍然是我一生中最堅難、最徹底的學校。我進城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孩，但離開的時候已經是一個男人了，變得安靜而嚴肅。在那里，我獲得了一種哲學的基礎，也獲得特定政治觀點，后來我只需要對它進行詳細補充，但它從未離開過我。”

　　我們可以有把握的說，德國納粹意識形態跟奧地利德意志民族主義之間存在承繼關系。相比起更同質化的德意志帝國來說，多元化的奧地利刺激產生了更極端的種族主義思想。

　　希特勒這樣的小人物當然不對奧匈帝國的崩潰與分裂負責，在帝國崩潰前的二三十年里，與希特勒類似的人在奧地利被批量生產出來。他們是時代潮流的產物，他們的父輩仍然是自由主義者、世界主義者，以君主制為榮，但他們卻變成了種族主義者、民族主義者，不以王朝為然。盡管由于哈布斯堡王室的抵制，這些新人沒有在奧地利政治中占據高位，沒有能夠把大德意志帝國的夢想付諸實施，但他們所營造出來的不寬容的恐怖氣氛卻已經充斥了奧地利社會。茨威格說得很對，在19世紀最后十年里，一場全面的奧地利內戰已經開始了。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讓帝國境內的其他民族對帝國的未來抱有信心呢。捷克領導人馬薩里克是查理大學哲學教授，多次當選為帝國議會的議員，是帝國晚期最重要的捷克政治家之一，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首任總統。在其政治生涯的早期，他的目標曾經是帝國范圍內的捷克自治。但是“尤其是在1907年以后，我越是了解奧地利和哈布斯堡王朝，越是迫使我反對它。這個王朝……看上去如此強大，道德上和物質上卻在退化。于是對我來說奧地利成為一個道德和政治問題。”此處所指的“道德上的退化”肯定指的是德意志社會的“類納粹化”——沒有人想和納粹做朋友。

　　哈布斯堡君主國的具體滅亡也跟德意志民族主義脫不了干系。因為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德意志民族主義者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來推進德意志民族主義議程。在1915年，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協會起草了一份文件，要求削減非德意志民族的權利，并將奧德聯盟寫入憲法。一旦戰爭圓滿結束，就要徹底重組君主國，而該重組的方案就是《林茨綱領》的再版。由于和德國結盟，跟俄國交戰，奧匈帝國政府實際上無法拒絕這些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的要求。1914年12月份，馬薩里克與帝國的前首相庫爾貝爾有過一個對話，馬薩里克問道：“如果奧地利贏了的話，那么維也納是否會推行必要的改革呢？”庫爾貝爾的回答是這樣的：“不！勝利將加強舊體制，年輕人（查爾斯大公，后來的卡爾一世）統治下的新體制將不會比舊的更好。士兵們將占據上風……他們將進行中央集權和德意志化。這將是帶有議會修飾的專制主義。”這種對未來的預期，是捷克走向獨立的重要刺激。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哈布斯堡王朝的新皇帝卡爾一世竭盡全力想要挽救帝國，提出要將奧地利聯邦化，而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對此大為不滿，認為被皇帝所出賣，從此冷眼旁觀。在1918年底，奧地利的各德意志黨派最后達成一致意見，奧地利的德意志人單獨建國，終結了哈布斯堡王朝。

　　以上就是我對那段歷史的回顧。總體來說，我覺得一個國家的主體、優勢民族的自我封閉、排外才應該對這個國家的失敗負更大的責任。在這里，我不是說，奧匈帝國晚期德意志人遇到的困難不是真實的，而是說他們采取的方法是走捷徑，是錯誤的，最后不僅沒有達到自己的目標，反而為整個中歐都帶來了災難，如果把希特勒算上的話，就是整個世界。

　　話最后說回到美國，從奧匈帝國的歷史教訓來看，美國的當前的政治劣化并不能只看做黨派惡斗的結果，而是要去看美國白人社會是不是在“去美國化”。希望他們不至于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