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李覽青 上海報道

　　7月15日晚間，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發布2024年上半年上海貨幣信貸運行情況。從披露數據來看，上半年上海金融數據持續“擠水分”，整治資金空轉已見成效。與此同時，隨著規范手工補息的加碼，以及存款利率下行疊加大額存單產品停發，上半年“存款搬家”效應凸顯，非銀存款規模高增。

　　金融數據“擠水分”，整治資金空轉已見成效

　　從整體貸款增速來看，上海本外幣貸款結構有所優化，實現穩步增長。

　　6月末，上海本外幣貸款余額11.85萬億元，同比增長8.6%，增速比上月末高0.4個百分點。人民幣貸款余額11.27萬億元，同比增長9.7%，增速比上月末高0.4個百分點；外幣貸款余額807億美元，同比下降7.6%，降幅比上月末收窄1個百分點。

　　上半年，人民幣貸款增加6840億元，同比多增1607億元。分部門看，住戶部門貸款增加1409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52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1357億元；企（事）業單位貸款增加4002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973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2621億元；非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增加224億元。6月份，人民幣貸款增加1482億元，同比多增528億元。上半年，外幣貸款減少20億美元，同比少減60億美元；6月份外幣貸款減少25億美元，同比少減12億美元。

　　從企事業單位經營貸款數據來看，一方面，受外部環境和內需影響，貸款需求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上半年整治資金空轉的規范行為已有所成效，貸款中的“水分”有所擠出。

　　上半年，人民幣境內企（事）業單位經營貸款增加1807億元，同比少增1481億元；固定資產貸款和票據融資分別增加1624億元和69億元，同比分別多增614億元和1024億元；融資租賃和貿易融資貸款分別增加334億元和205億元，同比分別少增241億元和401億元。

　　“存款搬家”效應顯著，非銀存款規模高增

　　值得關注的是，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高增，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存款規模增加。

　　6月末，上海本外幣存款余額21.30萬億元，同比增長7.2%，增速比上月末低0.5個百分點。人民幣存款余額20.15萬億元，同比增長7.4%，增速比上月末低0.5個百分點；外幣存款余額1624億美元，同比增長5.7%，增速比上月末高2.3個百分點。

　　從存款主體來看，央行數據顯示，上半年，上海地區人民幣存款增加7868億元，同比多增560億元。其中，住戶存款、財政性存款、人民幣存款增加幅度放緩，非金融企業存款減少，而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同比多增3623億元，同比增加11.16%。

　　具體來看，住戶存款增加3392億元，同比少增1452億元；非金融企業存款減少1346億元，同比多減1448億元；財政性存款增加418億元，同比少增535億元；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增加4053億元，同比多增3623億元。6月份，人民幣存款增加1454億元，同比少增803億元。上半年，外幣存款增加95億美元，同比多增233億美元。6月份，外幣存款增加30億美元，同比多增35億美元。

　　中信證券明明團隊曾在研報中指出，非銀存款是基金、保險、券商、信托的“自由現金流”，非銀機構可以隨時動用這筆資金購買金融資產，相對廣義的全社會流動性而言，它與金融市場投資環境的聯系更為緊密。非銀存款與住戶及企業存款之間在某些時間段會有明顯的替代效應，當出現“存款搬家”情況時，往往會在非銀存款規模這一指標上有所反應。

　　不同存款產品類型的相關數據，也揭示了“存款搬家”的情況，人民幣個人存款中定期存款、大額存單增幅均出現下降，結構性存款與通知存款規模進一步減少。

　　具體來說，上半年，人民幣個人存款中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和大額存單分別增加2822億元、867億元和577億元，同比分別少增1685億元、多增1607億元和少增172億元；結構性存款和通知存款分別減少124億元和826億元，同比分別多減244億元和974億元。

　　另外，人民幣境內非金融企業的定期存款、大額存單和結構性存款分別增加2115億元、874億元和774億元，同比分別多增1737億元、494億元和90億元；協定存款增加242億元，同比少增1797億元；活期存款、通知存款和保證金存款分別減少3024億元、1967億元和359億元，同比分別多減2126億元、217億元和少減371億元。

　　今年以來，監管持續規范手工補息，疊加存款利率的持續下行與大額存單產品停發，居民與企業資金由存款向理財轉移。截至2024年6月末，理財規模已突破28萬億元大關，據招商證券銀行業首席分析師廖志明預計，2024年末理財規模將增長至30萬億元。

　　此前央行行長潘功勝在2024陸家嘴論壇上曾表示，短期內，（整治資金空轉、規范手工補息）這些規范市場行為的措施會對金融總量數據產生“擠水分”效應，但并不意味著貨幣政策立場發生變化，而是更加有利于提升貨幣政策傳導效率；有利于均衡信貸增長節奏，緩解資源配置扭曲，減少資金空轉套利，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有利于金融高質量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及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