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圖》提出了一個國際協調的標準，確保超高凈值個人每年繳納至少相當于其財富2%的稅款。

　　從七國集團（G7）“吵”到二十國集團（G20），“富人稅”離落地又近了一步。

　　巴黎奧運會開幕當天20財長和央行行長結束了為期兩天的會議。經過艱難談判，會議發布《里約熱內盧G20部長級國際稅收合作宣言》（以下稱《宣言》），承諾加強有關公平和漸進稅收等議題的對話，包括對超高凈值個人征稅。

　　“在充分尊重稅收主權的前提下，我們將努力合作，確保對超高凈值個人的有效征稅。”《宣言》表示，合作形式包括交流最佳執法方式，鼓勵圍繞稅收原則的討論，并設計反避稅機制，包括解決潛在有害的稅收執法方式。

　　就在兩個月前的G7財長會議上，盡管法國亮明支持態度，但由于美國財長耶倫強烈反對，財富稅這一議題被從G7峰會的討論桌上撤下。

　　“對富人征稅”之所以能在G20順利推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正是本屆輪值主席國巴西明確支持的優先事項。巴西曾提議，對擁有超過10億美元財富的個人征收2%的財富稅，預計每年最多可從3000名符合條件的超級富豪身上多取得2500億美元的收入。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巴黎索邦大學博士生導師趙永升教授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全球富人的稅收情況較為不規范。例如，一些避稅天堂的稅率非常低，北歐和西歐經濟體稅率則較高，美國富人則常常利用多種稅收規避策略來降低稅務負擔。

　　他認為，此前成功實施的全球最低企業稅，將為財富稅的推行提供重要經驗和借鑒。不過，商定具體的全球最低財富稅，將需要很長時間的博弈。

　　《藍圖》怎么說

　　本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后發布聯合公報，公報稱，輪值主席國巴西提交了一份《超高凈值個人協調最低有效稅收標準藍圖》（以下稱《藍圖》）。該文件由研究收入不平等和避稅問題的法國經濟學家祖克曼（Gabriel Zucman）編寫。

　　《藍圖》認為，當前的稅收系統無法有效地對超高凈值個人征稅，導致這些人的有效稅率相對于其收入而言低于其他社會群體。例如，即使在實行累進稅制的法國，億萬富翁僅繳納其收入的27%作為稅款，而大多數社會群體的有效稅率接近宏觀稅率，即52%。這種稅收系統的不足，使得全球最富有的人的財富，以遠高于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長，進一步加劇了財富集中和不平等。例如，全球億萬富翁的財富增長速度為年均7.1%（扣除通脹），而普通人的財富增長速度為年均3.2%。

　　在《宣言》中，G20財長與央行行長同意，超高凈值個人的激進避稅或逃稅行為會破壞稅收系統的公平性，削弱漸進稅收的有效性。因此，應加大力度確保全面遵守國內稅務義務。各司法管轄區也應自主行動或通過能力建設舉措，改善稅收征管的有效性。同時，超高凈值個人的國際流動性，使得對這一特定群體征收適當水平的稅收，變得具有挑戰性，影響了稅收的漸進性。促進有效、公平和漸進的稅收政策，仍然是一個重要挑戰，國際稅收合作和有針對性的國內改革，可以幫助解決這一問題。

　　《藍圖》提出了一個國際協調的標準，確保超高凈值個人（財富超過10億美元）每年繳納至少相當于其財富2%的稅款，每年可增加2000億-2500億美元的稅收。如果將征稅范圍擴展到財富超過1億美元的個人，預計還可增加1000億-1400億美元。

　　趙永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全球稅制規范化的一個成功案例就是全球最低公司稅的實行，盡管最后確定的標準（15%）低于許多經濟體本身的企業稅，但實際上更重要的是，這一政策解決了原來的稅制不規范的問題。

　　趙永升認為，全球最低企業稅的成功為下一步推行全球最低財富稅奠定了基礎，因為當前富人稅的征收同樣具有不規范、分散化的特點。但是，財富稅的推行將經歷一個漫長的博弈過程，最終的最低財富稅稅率也不會很高。

　　執行難度不小

　　巴西財政部長哈達德（Fernando Haddad）表示，最終公報將因提及對超級富豪征稅而具有“歷史意義”，巴西今年主辦的G20會議將因此成為討論稅收公平問題的新起點。

　　不過，G20成員雖然在會上達成了一致，但也在會后表示，執行協議的難度不小。

　　“我們都知道，我們正在開始一個非常、非常具有挑戰性的進程。”歐洲經濟專員真蒂洛尼（Paolo Gentiloni）也稱，“第一步將是在不同國家之間開展信息交流工作。這將是未來數月和數年要討論的問題。”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在5月下旬的G7財長峰會上對財富稅的推行表示質疑，稱“不支持也不接受這種全球共同安排的概念”。此次會后，耶倫表示，“大多數國家采取這種累進稅制的方式是有意義的”，但她仍對新的全球稅收政策持謹慎態度，“稅收政策很難在全球范圍內協調，我們認為沒有必要也不應該試圖通過談判達成一項全球協議。我們認為，所有國家都應確保其稅收制度的公平性和累進性。”

　　“英美文化國家通常尊重通過創業和投資致富的人，認為這些人的財富是通過市場機制合法獲得的，因此對其征收較高的稅收并不常見。相反，這些國家更多地依賴市場機制和慈善捐贈來實現財富再分配。例如，美國的許多富人通過設立慈善基金會、捐贈等方式來減少稅負，并獲得社會認可。”趙永升說。